老家有个堂哥，年轻时候特好色。因为他家穷，快三十岁了还没结婚。
我记得特别清楚，那年我放暑假回村，刚走到村口的大槐树底下，就听见一群人在那儿叽叽喳喳。
太阳毒得很，晒得地上的黄土都裂了口子，几个老头靠在墙根底下乘凉，手里摇着破蒲扇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
“你们听说了没？老李家那个二小子，又把张寡妇堵在苞米地里了。”
“哎呦我的天，这小子咋就改不了这臭毛病呢？都快三十的人了。”
我听见这话，脚步就顿住了。
老李家二小子，说的不就是我堂哥李二奎么。
我站在那儿听了会儿，脸上有点臊得慌，心里头又气又觉得丢人。二奎哥在我小时候对我挺好的，带我去河里摸鱼，掏鸟窝，怎么长大了就成了村里人嘴里的笑话了呢。
回到家，我妈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看见我进门，脸上立马笑开了花。可等我放下东西，她头一句话就是：“你二奎哥又出事了，你知道不？”
“听说了。”我闷闷地回了句。
“你说说，你三叔多好的人，咋就摊上这么个儿子。”我妈叹着气，使劲搓着手里的衣裳，“他要是再这么下去，别说娶媳妇了，早晚得惹出大祸来。”
我没接话，心里头翻来覆去地想，得去见见二奎哥。
三叔家在村子最西头，房子是全村最破的。
院墙是土坯的，好几处都塌了豁口，用些烂砖头随便垒了垒。院门就是一扇破木板，连漆都没刷过，让风吹雨打的都裂了缝。院子里头乱糟糟的，堆着些破铜烂铁，墙角长满了野草。
我推开院门的时候，三叔正蹲在门口抽旱烟，看见我来了，咧嘴笑了笑，露出几颗黄牙。
“娃回来啦？”他站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“找你二奎哥？”
“嗯，三叔，我哥在家不？”
三叔朝屋里努了努嘴，脸色有点不好看，“在呢，躺着呢，跟死猪一样。”
我走进堂屋，一股子霉味直往鼻子里钻。屋里黑洞洞的，窗户糊着旧报纸，透不进多少光。二奎哥就躺在一张破凉席上，光着膀子，身上只穿了条大裤衩子，肚皮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的。
“二奎哥？”
他猛地坐起来，看见是我，先是愣了下，然后嘿嘿笑起来。
“你个小崽子，啥时候回来的？”他用手背抹了把脸，眼角的眵目糊还没擦干净。
我打量着他。二奎哥其实长得不赖，浓眉大眼的，个子也高，就是整个人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邋遢劲儿。头发乱得像鸡窝，胡子拉碴的，身上的背心都洗得看不出原来啥颜色了。
“刚到家。”我在他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，“听说你又惹事了？”
二奎哥脸上的笑一下子就没了，他撇了撇嘴，把头扭到一边。
“你听谁胡说八道的？”
“村里人都传遍了，还用人说？”
他不说话了，低着头抠脚丫子，抠了半天才闷声闷气地来了句：“我就是跟她说了几句话，又没咋的。”
“说几句话用得着堵苞米地里去说？谁信啊。”
“真的。”他抬起头，脸上有点委屈，“我就是想问问她，愿不愿意跟我处处。她家男人都死了三年了，我一个光棍，她也单着，咋就不行了？”
我看着他，一时不知道该说啥。
二奎哥这人，你要说他多坏，那也不见得。打小我就知道他，看见好看的大姑娘小媳妇就走不动道，眼珠子恨不能粘人身上。可说实在的，他又没真干过啥天理不容的事。
他就是穷。
太穷了。
三叔年轻时候在矿山干活，把腰给砸坏了，干不了重活。三婶死得早，是生二奎的时候难产没的。三叔一个人把二奎拉扯大，能把嘴糊上就不错了，哪还有余粮攒钱给他娶媳妇。
村里跟他们家差不多大的人，孩子都满地跑了，就二奎还是光棍一条。
“哥，你想娶媳妇不？”我突然问他。
二奎愣了下，然后自嘲地笑了笑，“想有啥用？谁家姑娘愿意嫁到我这破地方来，连个像样的彩礼都拿不出来。”
“那你也不能见个女的就去堵人家啊，这叫啥事？”
“我知道丢人。”他声音低下去，眼睛盯着地面，“可你说我能咋办？我有时候看见那些女的，心里就跟猫抓似的，控制不住自己。我也知道村里人都笑话我，可我就是……”
他说到这儿突然不说了，使劲揉了揉眼睛。
我心里头有点难受。
那天晚上，我在三叔家吃的饭。说是吃饭，其实就是棒子面糊糊，配着几根咸菜条。三叔一个劲儿地让我多吃，可我看着他家灶台上那点东西，实在下不去筷子。
二奎哥倒是呼噜呼噜喝了两大碗，吃完把碗一推，跟我说：“走，带你去河里洗澡去。”
夏天的傍晚，天边烧着火烧云，把整个村子都染成了红色。我们俩走在村道上，二奎哥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。路过村里小卖部的时候，他脚步慢了下来。
小卖部门口坐着几个妇女，正嗑着瓜子聊天。其中有个穿着花裙子的女人，是村里王木匠的媳妇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年纪也就二十出头。
二奎哥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
“玉兰嫂子，吃饭了没？”他笑嘻嘻地凑过去，那模样跟换了个人似的，脸上堆着笑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家。
王木匠媳妇抬起头看见是他，脸立刻就拉下来了，瓜子也不嗑了，站起来就往屋里走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真是晦气。”
几个妇女也都不说话了，拿眼睛斜着二奎哥，那眼神跟看啥脏东西似的。
二奎哥脸上的笑僵在那儿，过了好几秒钟才回过神来。他挠了挠头，像是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嘴里说着：“我就是打个招呼嘛，至于么。”
我站在旁边，脸上火辣辣的，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“走吧走吧。”我拽着他胳膊往外走。
回去的路上，二奎哥一直没说话，闷着头往前走。走到河边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看着我。
“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丢人？”
月光照在他脸上，我看见他眼圈红了。
“没有。”我说，声音有点发虚。
“你别骗我了，我都知道。”他一屁股坐在河边的石头上，捡起块石头使劲扔进河里，溅起一片水花，“村里人背地里都叫我李二流子，说我不要脸，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都知道，我啥都知道。”
“那你为啥还这样呢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抱着脑袋，声音闷闷的，“我就是想有个人说说话，想有个女的对我笑一笑。你说我这要求过分吗？我三十岁了，连女人的手都没正经牵过一回。我做梦都想有个媳妇，有个家，可我这样的，谁愿意跟我？”
河水流得哗哗响，草丛里的蛐蛐叫个不停。
我在他旁边坐下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
“有一回，镇上有个媒婆给我介绍了个对象。”二奎哥突然开口说起来，声音很平静，“是隔壁县的一个姑娘，比我还大三岁，离过婚的，带着个三岁的娃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人家来我家看了一眼，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。”他苦笑了下，“那姑娘说了句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她说，你们家连个像样的院墙都没有，我嫁过来喝西北风啊？”
说到这里，二奎哥的声音有点发抖。
“我那天晚上一夜没睡着，我想着她说的话，想着我家那个破院子，想着我爹那佝偻的腰。我知道我穷，可穷就不是人了吗？穷就没资格娶媳妇了吗？”
“我有时候看见村里那些女的，我就想，凭啥她们宁愿嫁给镇上的瘸子，都不愿意正眼瞧我一眼？我不缺胳膊不少腿的，我差哪儿了？”
他越说越激动，声音越来越高，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。
吼完了，他又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整个人蔫了下来。
“算了，说这些有啥用。”他站起来，开始脱衣服，“走，洗澡。”
月光下，我看见他身上一道道的疤。那是在镇上工地上干活留下的，搬砖扛水泥，肩膀上的皮都磨烂过好几回。
“哥，你就没想过出去打工吗？”我问他。
“去了。”他把身子泡进水里，只露出个脑袋，“去年去了半年，在南方一个电子厂。可那些活我干不了，天天坐在那儿焊电路板，我这眼睛都快瞅瞎了。后来厂里效益不好，把我给裁了。”
“那就不能再找别的？”
“也找了，可没学历没技术，人家凭啥要你？那些好活都让有关系的人抢走了，剩下的活又苦又累，挣的钱还不够自己花的。”他捧了捧水泼在脸上，“后来我也想明白了，我这样的人，到哪儿都一样。城里姑娘更看不上我，我连个房子都买不起，谁跟我？”
我沉默了。
那天晚上我们很晚才回去。走在村里的土路上，到处都黑漆漆的，只有几户人家还亮着灯。
经过王木匠家门口的时候，二奎哥的脚步又慢了下来。他家屋里亮着灯，窗户上映出两个人影，是王木匠和他媳妇，正在说话。
二奎哥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低声说了句：“走吧。”
我听见他叹了口气，很轻很轻。
第二天，村里炸开了锅。
王木匠家的狗被人毒死了。
王木匠站在村道口，手里拎着那只死狗，脸色铁青地骂街：“哪个生孩子没屁眼的干的缺德事！有种的给我站出来！”
村里人都围了过去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
我在人群里看见了二奎哥，他站在远处，脸上的表情很奇怪。
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。
“二奎哥，是不是你干的？”我跑到他跟前，压低声音问他。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转身就走。
我追上去拽住他胳膊，“你说话啊，是不是你？”
“是我。”他甩开我的手，语气很冲，“就是我干的，咋了？”
“你疯了啊？人家的狗碍着你啥事了？”
“碍着我了！”他突然吼起来，“昨天你也看见了，那娘们看我像看啥似的。还有她家那条死狗，每次我从门口过都冲我叫，好像我也是条狗似的。我就让它尝尝，当狗是啥滋味。”
我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“你以为我是傻子？”二奎哥的眼睛瞪得溜圆，声音都在发抖，“我知道村里人都怎么看我，我知道他们背后怎么说我。李二流子，不要脸的货色，穷鬼还想吃天鹅肉。我都知道！”
“那你也不能干这事啊，这不是更让人说吗？”
“我怕他们说？他们说我多少年了，我还怕多说这一回？”他狠狠踢飞了地上的一块石头，“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凭啥他们就可以看不起我？我穷，我就活该被人笑话？我穷，我就不能喜欢女人？我穷，我就得夹着尾巴做人？”
他说到这儿，眼泪突然涌了出来。
“你知道我昨天为啥去找张寡妇吗？因为那天我在山坡上干活，她经过的时候朝我笑了笑。就笑了那么一下，我这心里就跟打鼓似的，一整天都没消停。我就想，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她是不是也一个人孤单？”
“所以你就去堵人家？”
“我那不是堵，我就是想跟她说说话。”他用袖子狠狠地擦着眼睛，声音哽咽着，“可我一走近，她就跟见了鬼似的跑了。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好像我会吃了她似的。”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二奎哥蹲在路边，把脸埋进手心里。
“我想娶媳妇，真的想。”他的声音闷闷地传出来，“我不要求多好看，不要求多年轻，只要是个女的，愿意跟我过日子，我给她当牛做马都行。”
“可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”
太阳升得老高了，晒得地上的土都发烫。我们俩就蹲在那儿，谁都没说话。
过了一会儿，二奎哥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。
“走吧，去镇上。”
“去镇上干啥？”
“买酒喝。”他朝地上啐了口唾沫，“昨儿个王木匠家那条狗叫了一晚上，我半宿没睡着。今儿个喝点酒，好好睡一觉。”
那天在镇上，二奎哥喝了半斤劣质白酒，然后又出事了。
事情的起因其实挺简单。我们在镇上的小饭馆里喝酒，隔壁桌坐着几个建筑工地的工人，其中有个女的是工地上做饭的，三十多岁的样子，长得很壮实，说话嗓门特别大。
二奎哥从一进门就盯着人家看。
我知道要坏事，一个劲儿地拉他，可他喝了酒，胆子更大了，端着一杯酒晃晃悠悠地就过去了。
“大姐，一起喝一杯呗？”
那女的一开始没理他，低头吃自己的饭。
二奎哥不死心，把杯子往前凑了凑，“大姐，我敬你一杯。你看你长得这么……”
他话还没说完，旁边一个工人站起来了，一巴掌就把酒杯打飞了。
“你他妈的想干啥？”
二奎哥被这一下弄懵了，酒也醒了一半。
“我、我就是想认识认识……”
“认识你妈！”那个工人推了他一把，“赶紧滚，再不走老子弄死你！”
二奎哥被推得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他愣在那儿，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难堪，又从难堪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可怜。
他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，环顾四周。饭馆里的人都在看他，那眼神里全是鄙夷和嘲讽。
我赶紧跑过去把他拉走，他也没挣扎，就那么任由我拽着往外走。
走出饭馆，外面太阳正毒。他站在太阳底下，突然就笑了。
“你看，到哪儿都一样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慌，“村里是这样，镇上是这样，到哪儿都一样。我李二奎就是个笑话，走到哪儿都是个笑话。”
“哥，你先别这么说……”
“我说错了吗？”他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睛里头空空的，像是一口枯井，“我就是想找个媳妇，想有个家，就这么难吗？就这么该死吗？”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那天回去的路上，二奎哥一直没说话。回到村里，他就钻进了自己的屋子，把门从里面插上了。
三叔蹲在院子里抽烟，看见我出来，叹了口气。
“你说说，这娃可咋整啊。”三叔的声音哑哑的，“我这把老骨头，也不图啥了，就盼着他能成个家，好好过日子。可你看这样子……”
三叔说不下去了，使劲抽了口烟。
我透过窗户看着屋里黑洞洞的影子，心里沉甸甸的。
这事过去没几天，又出事了。
这回是跟村东头的刘翠花。刘翠花是个寡妇，她男人两年前在外地工地上摔死了，赔了一笔钱，在村里算是条件还可以的。她长得不算好看，但人很勤快，自己一个人带着个五岁的娃子过日子。
二奎哥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，三天两头往刘翠花家门口晃悠。
一开始刘翠花没当回事，村里人都知道二奎哥啥德行，她也就是躲着点。可二奎哥越来越过分，有回趁刘翠花在院子里晾衣裳，直接推门进去了。
刘翠花吓了一大跳，抄起晾衣竿就朝他身上招呼。
“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想干啥？”
二奎哥躲着竿子，嘴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翠花嫂子，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。你看你一个人多辛苦，我帮你干点活……”
“用不着！赶紧给我滚！再不滚我喊人了！”
二奎哥灰溜溜地跑了。
可第二天他又去了。
第三天也是。
第四天，刘翠花受不了了，叫来了她娘家的两个兄弟。
那天傍晚，二奎哥正从地里回来，走到村道上，就被两个壮汉截住了。
刘翠花的兄弟二话不说，上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
“再敢纠缠我姐，打断你的狗腿！”
二奎哥被打得趴在地上，嘴角流着血，可他就是不吭声，也不还手。
村里人围了一圈，没一个人上前拉架。
我赶到的时候，那两个壮汉已经走了，二奎哥还趴在地上，脸埋在土里。
我把他扶起来，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鼻子还在流血。
“你图啥啊？”我气得不行，“人家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去？”
他抹了把脸上的血，咧嘴笑了一下，那笑容比哭还难看。
“我就想着，万一她愿意呢。”
“你……”我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“我知道我贱。”他坐在地上，靠着墙跟，“可我没办法，我真没办法。你不懂，你不懂一个男人到了三十岁还没碰过女人是啥滋味。你更不懂，每天一个人躺在黑洞洞的屋子里，想着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完了，是啥滋味。”
“那你就这样去招人烦？挨揍就好受了？”
“挨揍也比一个人强。”他闭上眼睛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“至少挨揍的时候，我知道有人在意我。”
我愣住了。
那天晚上，二奎哥的脸肿得老高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三叔蹲在门口，一袋接一袋地抽旱烟，屋里弥漫着呛人的烟味。
“爹，对不住。”二奎哥突然从屋里走出来，跪在了三叔面前。
三叔的手抖了一下，烟袋锅子差点掉了。
“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。”三叔的声音颤抖着，“我这张老脸都让你丢尽了。你娘要是还活着，也得让你气死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二奎哥跪在地上，头埋得低低的，“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我真的控制不住。爹，我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”
三叔愣了一会儿，突然抬手抽了自己一个嘴巴。
“不是你有病，是你爹我没用。”老人的眼眶红了，“我要是能多挣点钱，给你说个媳妇，你也不至于……”
“爹！”二奎哥扑上去抱住三叔的腿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我站在旁边，看着这父子俩，喉咙里像是堵了团棉花。
那天之后，二奎哥消停了几天。
伤养好了，他又开始下地干活。三叔家的地不多，也就三亩多点，种点玉米和红薯。天不亮二奎哥就扛着锄头出门了，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才回来，整个人晒得跟黑炭似的。
我以为他想开了，心里还挺高兴。
可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不对劲了。
有天半夜，我起来上厕所，听见院子外头有动静。我趴在墙头往外一看，月光底下，二奎哥正站在张寡妇家门口，就那么直愣愣地站着，一动不动的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，我偷偷跟我妈说了这事。我妈听完脸色就变了，放下筷子就去找三叔。
三叔听完，半天没说话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了，嫂子，我会看着他的。”
可看住了吗？没有。
二奎哥越来越不对劲了。
他开始整夜整夜地不睡觉，有时候半夜爬起来，在村里到处转悠。白天干活的时候，也经常发呆，锄头举起来半天不落下。
更吓人的是，他开始自言自语了。
有回我去找他，远远地就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地头上，嘴里念念有词的。我走近了一听，他在念叨着村里那些女人的名字。
“翠花……玉兰……秀芝……”
他脸上的表情特别奇怪，像笑又像哭的。
“二奎哥？”我喊了一声。
他猛地转过头，眼睛里头闪过一丝陌生的光，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才认出我来。
“是你啊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“我还以为是谁呢。”
“你刚才在干啥？”
“没干啥。”他咧嘴笑了下，那笑容让我后脊梁发凉，“我就是想着，要是哪天我有钱了，盖上新房子，她们会不会对我笑一笑。”
“哥，你别这样了行不行？”我有点害怕，“你这样让人瘆得慌。”
“我咋了？”他歪着头看我，那表情特别认真，“我又没干啥坏事，我就是想想，想想还不行吗？”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看着他扛起锄头，晃晃悠悠地往家走。
他的背影在夕阳底下拉得老长，瘦得像根竹竿。
事情真正闹大，是在一个月之后。那天镇上逢集，二奎哥一大早就去了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。
“我找到媳妇了。”
他站在院子里，对三叔这么说。
三叔正在剁猪草，听到这句话，手里的刀差点剁到自己手上。
“你说啥？”
“我找到媳妇了。”二奎哥又说了一遍，脸上笑盈盈的，“镇上的，今年三十五，离过婚的，愿意跟我。”
三叔愣了半晌，手里的刀放下来，站起来走到二奎哥跟前，抬起手想拍拍儿子的肩膀，手却在半空中停住了。
“二奎，你说的是真的？”三叔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浑浊的老眼里泛起了泪花，“你没骗爹？”
“真的。”二奎哥重重地点头，“她叫桂花，在镇上给人看摊子的。爹，咱们请人吃饭吧，算是定下来。人家不嫌弃咱家穷，咱也得让人家看看咱有诚意不是？”
这话一出来，村里都沸腾了。人人都觉得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李二流子居然真的要结婚了。
请客那天，三叔家破天荒地热闹起来。院子里支了三张桌子，炒了八个菜，还破费买了酒。三叔把压箱底的一件新褂子都穿上了，笑得脸上的褶子都挤到一块儿。
亲戚邻里都来了，都想看看李二奎找了个啥样的媳妇。
可那天，所有人从天亮等到天黑，也没见到那女人的影子。
二奎哥站在院门口，一会儿往路口张望，一会儿又跑回屋里不知道在翻啥。他整个人焦躁得不行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：“应该来了啊，咋还不来呢？桂花跟我说好了的……”
后来有人说，去镇上打听了，人家卖东西的桂花婶子，今年都五十多了，压根就不认识啥李二奎。人家根本就没答应过，是二奎自己跟人打了个招呼，就以为人家看上他了。
这话传开的时候，满院子的人都不说话了。
三叔的脸色一点一点地白了。
“二奎，你说实话，到底咋回事？”三叔的手在发抖。
二奎哥站在那儿，脸上的表情很奇怪，像是梦游的人突然被叫醒了。
“她答应了的。”他的声音很轻很轻，“前天我去她摊上买袜子，她对我笑了，她真的笑了。她还问我吃了没，还说我人实在。这不就是对我有意思吗？”
满院子安静得可怕。
三叔抬手给了二奎哥一巴掌，这一巴掌打得结结实实。
“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”三叔的声音又尖又哑，像一面破锣，“你是不是疯了？人家做生意的天天对谁不是客客气气的？对谁不笑？就你当成稀罕！”
二奎哥捂着脸，眼圈红了，但没哭。
他就那么直直地看着三叔，声音里带着一种让人心酸的固执：“爹，我没疯。你看着，等我把房子盖起来，等我有钱了，肯定有人愿意跟我。”
三叔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儿子，看着他眼里那种近乎疯狂的光。老人突然捂着脸蹲了下去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
那顿饭没人吃得下去。
亲戚们摇着头走的，几个嘴碎的女人边走边议论，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三父子听见：
“这二奎，八成是脑子有毛病了。”
“可不是嘛，想媳妇想疯了。”
“造孽啊，老李家咋就出了这么个玩意。”
二奎哥站在院门口，听着这些话，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茫然，又从茫然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空洞。
他转身走回了屋里，把门关上了。那扇破门合上的声音，在静下来的院子里显得格外响。
我去敲门，敲了半天他都不开。后来我趴在窗户上往里看，看见他躺在凉席上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盯着房梁，一动不动的。
“哥，你别这样，有啥大不了的。”
他没反应。
“哥？”
他还是没反应，就那么睁着眼睛躺着，像一截枯木头。
那天晚上我没走，就在三叔家睡下了。半夜里我被一阵声音惊醒，睁开眼一看，二奎哥的床上空着，被子掀在一边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爬起来往外跑。
月光很亮，把整个村子照得清清楚楚。我跑出院子，站在村道上左右张望，很快就看见了一个人影。
二奎哥站在刘翠花家门口，手里拿着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半瓶酒，一边喝一边对着那扇紧闭的门说话。
“翠花嫂子，你开开门，我就跟你说几句话。”
“我知道你睡不着，我也睡不着，咱们说说话呗。”
门里没动静，倒是院子里的狗叫了两声，大概是被上次那条狗的下场吓着了，叫得也不凶，哼哼唧唧的。
二奎哥又喝了口酒，站不稳似的晃了两下：“你是不是嫌我穷？我知道你嫌我穷。可我真的会好好过日子，我真的能干活，你跟了我，我肯定不让你吃亏。”
“翠花嫂子，你听见了吗？”
门还是没开。
他又等了一会儿，突然把手里的酒瓶子摔在了地上，碎玻璃碴子在月光下闪闪发光。他蹲了下去，抱着脑袋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。
我走过去，在他身边蹲下。
“回去吧，哥。”
他抬起头，月光照在他脸上，我看见他满脸都是泪，鼻涕都流到了嘴边，三十岁的大老爷们，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。
“我就是想有个人抱抱。”他的声音破碎得不成样子，“我就是想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旁边能有个人。为啥就这么难？为啥？”
我把他拽起来往回走。他不挣扎，也不反抗，就那么任由我拽着，脚步踉踉跄跄的。
他嘴里还在念叨着：“我就想要个媳妇，我不偷不抢，我好好干活，咋就不行呢……”
第二天，三叔病倒了。
可能是急的，可能是气的，也可能是这些年的愁攒到一块儿了。他躺在炕上，脸白得跟纸一样，嘴唇乌青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二奎哥守在炕边，眼睛红红的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了，说是心脏病，得去县医院。可去县医院得花钱，三叔家哪有钱啊。
二奎哥把他爹送到了镇上的卫生所，把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，又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家，最后借到了我爹那儿。
我爹犹豫了好一会儿，才掏出五千块钱。
“二奎，这钱你拿着，不够再想办法。”我爹叹了口气，把钱塞进他手里。
二奎哥捏着那五千块钱，突然跪下了。
“叔，我给你磕头，这钱我一定还。”
“行了行了，快起来，先去看病。”
三叔住进了镇上的卫生所，打了针，稳定了些，但还是虚弱得很。
那几天二奎哥白天回去干活，晚上就守在病房里。他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什么似的，话少了，眼睛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光也淡了。
有天晚上，我去看他，他正坐在病房门口的台阶上抽烟。医院走廊的灯光照在他脸上，我看见他下巴上冒出了白胡茬，才三十岁的人，看着跟四十多似的。
“哥，你想啥呢？”
“没想啥。”他把烟头摁灭在台阶上，“就是想攒钱，给我爹治病。等治好了，我想去南方。”
“去南方？”
“嗯。”他点了点头，眼神特别平静，“我听人说那边厂子多，活好找。我去待个三五年，攒钱回来盖房子。等有了新房子，也许就能说上媳妇了。”
我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“你不用劝我。”他转过头看着我，嘴角扯出一点笑，“你哥我死心了。想是想不来的，得干。我以前不懂这个理，总觉得老天不公平，现在我懂了，怪自己没本事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透着一种认命后的平静，听得人鼻子发酸。
三叔在医院住了十天，出院那天，是二奎哥背回家的。
三叔趴在他背上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而二奎哥背着他也费劲，这些年他没吃过几顿饱饭，自己也没几两力气。
回到家，二奎哥真的开始变了。
他不去追女人了，不去堵人了，也不半夜不睡觉到处转悠了。他把全部力气都用在了干活上，地里忙完了就去镇上打零工，帮人搬砖、扛货，什么苦活累活都干。
村里人开始说他的好话了。
“这二奎，总算是开窍了。”
“是啊，能干活，人也实在，以前就是没正形。”
连张寡妇看见他都不躲了，有回还在村道上跟他打了个招呼。二奎哥客气地点了点头，脚步都没停。
我以为他终于走出来了，可后来的事情证明，我想得太简单了。
那天是赶集的日子，二奎哥去镇上卖家里的老母鸡。他在集市上蹲了一上午，快到中午才把鸡卖完。就在他收拾摊子准备回去的时候，他看见了孙巧。
孙巧是镇上供销社的会计，二十七八岁，还没结婚。她长得不算漂亮，但很耐看，皮肤白，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
最关键的是，她家里条件一般，她自己的工作也一般，在镇上不算吃香的姑娘，这些年在婚事上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的。
二奎哥后来跟我说起见到孙巧的那天，眼睛里头亮着一簇小火苗。他那样子，就像一个在沙漠里渴了很久的人，突然看见了水。
“她就站在那儿，穿着件蓝底碎花的衬衫，头发用个黑夹子别着。”二奎哥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声音里透着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温柔，“她低着头数钱，数完了抬起头来，正好看见我在看她。她没像别人那样瞪我，也没躲开，她朝我笑了笑。”
“就是笑了笑而已。”我忍不住说。
“不一样。”二奎哥摇头，语气固执得很，“她的笑跟别人不一样。她眼睛里没有看不起，她是真的在笑。”
从那天起，二奎哥每周都去赶集。
他攒的钱，自己一分都舍不得花，但只要去镇上，他一定会在供销社里买点东西。有时候是一卷线，有时候是一块肥皂，有时候是一包点心。
每回他去，都能看见孙巧，每回孙巧都会跟他客气几句。你让二奎哥说，他能说出孙巧总共对他笑了多少回，每次笑了多久。
中秋节那天，二奎哥翻出了他爹年轻时候穿的一件蓝布中山装，虽然洗得发白了，而且在他身上显得有点紧，但好歹比他平时那些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强得多。
他把这段时间攒的所有钱都掏出来，在镇上水果摊上挑了两个最贵的柚子，又买了两盒月饼。
“你要去干啥？”我问他。
“去巧家送节礼。”他对着三叔那面裂了道缝的破镜子整理着衣裳，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激动，“总得让人家知道，我是真心实意的。她家里就她和她妈，我打听过了。”
我心里有点慌，觉得这事不靠谱，可看着他那个样子，又不知道该怎么拦。
那天二奎哥去了镇上，一直到天黑才回来。
他回来的时候，脸上是带着笑的。
“你猜怎么着？她妈收下了。”他拉着我的胳膊，激动得手指都在发抖，“她妈让我进屋坐了，还给我倒了杯茶。她就坐在旁边，低着头，嘴角一直是弯着的。她肯定对我有意思，我心里明白。”
看着他这样，我有句难听的话在嘴里转了几个圈，还是没忍心说出来：在镇上住了大半辈子的人家，客套和真心能分不清吗？
事情的发展，比我想的还要快。
二奎哥像是中了头彩一样，整个人都沉浸在一种亢奋的状态里。他逢人就说孙巧，说她的酒窝，说她笑的时候眼睛会眯起来，说她跟他说话的时候声音特别温柔。
说得多了，连一些平时不愿搭理他的人都开始接茬了。
“二奎要是真能说上镇上的媳妇，那我可要对他刮目相看了。”
“是啊，想不到他也有这本事。”
这些话说得半真半假的，可二奎哥当了真。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，干活的时候都哼着不成调的小曲。
三叔看在眼里，嘴上不说，可脸上的愁云散了不少。有天我听见他跟邻居说：“要是我家二奎真能成个家，我这辈子就知足了。”
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
没几天，孙巧在镇上看见了二奎哥，主动叫住了他。
“李二奎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二奎哥后来说，他当时的心怦怦直跳，想着是不是人家姑娘终于要跟自己摊开说了。
可孙巧接下来说的话，让他从头凉到了脚。
“你以后别往我家跑了。我妈以为你只是来买东西的，后来听说了些话，气得不行。”孙巧的脸上没了笑容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尴尬和疏离，“你在你们村名声不好，人家都说你是……”
她顿了顿，没把话说完，但意思已经很明白了。
二奎哥愣在那儿，脸上的笑容还没完全褪去，就那么僵在了脸上。
“那些都是瞎说的。”他的声音发干，“我就是穷，我没干过坏事，真的，你信我。”
孙巧没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，转身走了。
二奎哥站在原地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。集市上人来人往，没人注意到这个攥着一卷线的男人，眼睛里所有的光都在那一刻灭掉了。
他不知道自己在街上站了多久，只知道回过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手里的那卷线被他攥得快要断了。
他是走回去的。
十几里路，他一步一步地走，走得很慢。后来他跟我说，那一路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就像被掏空了。
到家的时候，三叔正坐在院子里等他。
“二奎，咋样了？”三叔站起来，借着月光看他脸上的表情。
二奎哥没说话，绕过三叔进了屋。三叔跟进去，看见他坐在炕沿上，手里还攥着那卷线。
“爹，我以为她是真的。”他的声音突然就崩溃了，三十岁的大男人抱着脑袋嚎啕大哭起来，“我以为她不嫌弃我，我以为我终于能有个家了！”
三叔站在那儿，张了张嘴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他慢慢走过去，伸出那只干枯的手，放在儿子剧烈抖动的背上。他张了好几次嘴，最后只说了一句话。
“是爹没本事。”
二奎哥的病，是从那天晚上开始加重了。
他开始整夜整夜地不睡觉，不光不睡，他会在半夜爬起来，摸黑走到院子里，对着那堵破墙说话，说的全是些让人听不懂的话：
“我有钱，我真的有钱，我攒了三万块了，我明天就去银行取出来给你看。”
“我爹的病快好了，等他好了我就出去打工，我去矿上，那儿挣钱多，一年就能攒十万。”
“不就是新房子吗？等我回来就盖，两层楼，带院子的那种，到时候我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，你进门的时候不用换鞋。”
三叔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吓得整宿不敢合眼。他不敢睡，怕自己睡着了，儿子会跑出去做什么傻事。
有天半夜，三叔实在熬不住睡着了，等他惊醒的时候，炕上果然空着。
他发疯似的冲出院子，满村子找，最后在张寡妇家门口找到了二奎哥。
那时候天都快亮了，二奎哥就那么坐在张寡妇家的门槛上，身上穿着那件蓝布中山装，已经被露水打得透湿。他手里捧着一只死了的麻雀，小心翼翼地护着，像是在护着一件稀世珍宝。
“桂花……”他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，“你开开门，是我，李二奎。我攒够彩礼钱了，我给你买了新衣裳，你开开门让我看看你。”
张寡妇一家人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声。
三叔跑过去，一把抱住二奎哥，老泪纵横：“二奎，爹在这儿，跟爹回家。”
“爹？”二奎哥转过头，眼神忽然清明了些，“爹你咋在这儿？我去找桂花，我媳妇儿，她答应嫁给我的，她是不是反悔了？”
三叔张了张嘴，看着儿子拿着死麻雀的手，看着他坐在别人家门槛上却浑然不觉的样子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最后他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了地上，用力抱住了儿子的腿。
“爹求你了，回家吧。”
二奎哥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父亲，像是过了很久才认出他来。
“爹你哭啥，我又没干啥坏事，我喜欢她，我真心喜欢她，喜欢一个人不犯法吧？”他说着，声音很平静，眼泪却顺着瘦削的脸颊不停地流下来。
“犯法的事我不做，我就想娶个媳妇，这犯哪条王法了？”
三叔跪在地上，抱着儿子的腿，哭得说不出话来。
天亮了。
村里人开始走动，有人看见这一幕，停下了脚步。
没有人笑。
那些曾经笑话过二奎哥的人，那些曾经在背后喊他“李二流子”的人，都沉默了。
张寡妇家的门开了条缝，张寡妇站在门里，隔着门缝看着外头的这对父子。她的眼圈突然红了。
后来有人通知了我，我赶过去的时候，二奎哥已经被三叔领回家了。他坐在炕上，捧着三叔给他倒的一碗热水，眼神空洞得像个瞎子。
我走过去坐到他旁边，他没看我，只是盯着碗里的水。
“哥，你吃点东西吧。”
他慢慢地转过头，看着我，眼睛里忽然有了一丝清明。
“你说，我要是女的，我也看不上我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，“又穷又窝囊，三十岁了啥也不是。哪个女的嫁给我，那不是瞎了眼吗。”
“哥……”
“我想明白了。”他打断我，嘴角扯出一个笑，那个笑容很淡很淡，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挤出来的，“以前我总是怪别人看不起我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。”
他端起碗喝了口水，放下碗，躺到了炕上。
“我困了，睡会儿。”
他闭上眼睛，再也没说话。
我以为他只是累了，需要休息。可谁知道，这一睡，他就没再起来。
当天傍晚，三叔进屋叫他吃饭，发现他还在睡。三叔摇了摇他，没反应，再摸他的脸，滚烫滚烫的。
三叔慌了，赶紧喊来邻居帮忙，用架子车把他拉到了镇上卫生所。
一检查，不是普通的发烧。
医生说，他的精神出了严重的问题。长期的压力、自我否定、情感上的持续挫败，再加上长期失眠，导致他的精神崩溃了。
“需要转到县里的精神科。”医生好心提醒三叔，“这种病拖不得，越拖越严重。他这个情况，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你们家里没发现吗？”
三叔愣在那儿，脸上的皱纹剧烈地抖动了几下。他发现自己连去县城的车费都拿不出来。
上次住院借的钱还没还，亲戚们都怕了他家了。
“我回去想办法。”三叔说，声音哑得不像话。
他回到村里，挨家挨户地敲门。
“侄媳妇，行行好吧，借点钱给二奎看病。”
“大兄弟，实在没办法了，能帮多少帮多少，我都记着呢。”
大部分人都叹气，有的给两百，有的给三百，有的直接说没钱。三叔也不强求，两百三百地收，收一家就鞠一个躬。
他把家里剩下的几只鸡全卖了，把那头还没长成的猪也卖了，凑了两千多块钱，又把二奎哥送到了县里的精神科。
我爹听说了这事，二话没说又拿出了三千块。
“三哥，这钱不急还，先给二奎看病。”
三叔接过钱的时候，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上。
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，二奎哥的情况总算稳定下来了。医生说是间歇性精神障碍，需要长期服药，不能受刺激，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。
二奎哥出院那天，我去接的他。他比住院前又瘦了一圈，眼窝深深地凹进去，颧骨高高地凸出来，整个人像一具会移动的骨架。
他看见我，慢慢地笑了一下。
“我好了，回去干活。”
“哥，医生说了，你得先养着。”
“养啥养，又没病。”他嘀咕着，自己往外走。
我看着他单薄的背影，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。
回到村里的时候，村道上的人看见二奎哥，眼神都不一样了。那是一种混合着怜悯、好奇和一种说不上来的疏离。
二奎哥低着头走路，偶尔抬起头，对上别人的目光就赶紧避开。
“李二奎疯了。”
这句话不知道从谁嘴里最先说出来的，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，在村子里飘得到处都是。
孩子们不懂事，有时候会跟在二奎哥后头喊：“疯子李二奎，娶媳妇儿想疯喽！”
这时候二奎哥就会停下来，转过头看那些孩子。他不生气，也不追，就那么看着，眼神里头全是茫然。
我知道，他不是不生气，他是没力气生气了。
有天晚上，三叔炖了只老母鸡，给二奎哥补身子。二奎哥端着碗，看着碗里的鸡汤，突然开口了。
“爹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”
三叔的手顿了一下，“你说。”
“等我病好了，我还是想出去。”二奎哥的声音很平静，“去深圳，去广州，去远点儿的地方。没人认识我，没人知道我是李二奎，没人知道我们家穷得叮当响。到了那儿，我就重新做人。”
三叔低着头，半天没说话。最后他放下筷子，使劲点了点头。
“去吧，爹支持你。”
二奎哥忽然笑了笑，那个笑容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悲凉。
他开始喝汤，一口一口地，喝得很慢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看他的时候，发现他正坐在院子里，手里拿着面巴掌大的小镜子，是那种地摊上几块钱买来的塑料镜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藏起来的。他坐在晨光里，对着那面小镜子扒拉自己的头发。
“哥，你干啥呢？”
“白头发。”他使劲扯下两根银白的发丝，手指捏着杵到我眼前，“你看，白头发。我才三十，都有白头发了。”
我凑近了看，他头上确实冒出了好些白发，在黑发里头显得特别扎眼。
“几根白头发有啥的。”
“不一样。”他摇头，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苍老憔悴的脸，眼神黯淡下去。过了好久，他突然把那面镜子扣在地上，声音闷闷的：“我是不是这辈子就这样了？”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想说不是，想说会好起来的，可说那些有用吗？
二奎哥没等我回答，自己站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。
“干活去了。”
他扛起锄头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。晨光照在他背上，把他佝偻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三叔站在门口，目送着儿子走远。他张了张嘴，想喊住他，最后还是没喊出来。他就那么站着，一直看着二奎哥的背影消失在村道的尽头。
“三叔，风大，进屋吧。”
“哎。”三叔应了一声，转过身慢慢地往屋里走。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停了下来。
“你说，老天爷咋就看不见呢？我儿子就是想娶个媳妇，咋就这么难呢？”
我说不出话来。
三叔没等我回答，自己进去了。那扇破旧的屋门在他身后慢慢合上，发出吱呀一声响。
院子里的阳光很好，可这个家，好像永远都照不进来。
一个月后，二奎哥真的走了。
他走的那天早上，天还没亮。三叔把他送到村口，一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蒙蒙亮的晨雾里。
据说他去了南方，进了一家电子厂，干流水线上的活。同村有人在那边见过他，说他穿着厂服，坐在那条永远停不下来的流水线旁边，低着头干活，不跟任何人说话。
有人说他攒了点钱，有人说他的病好多了，也有人说他还是那样，有时候会对着手机自言自语。
三叔一个人待在村里，守着那三间破旧的老屋。他佝偻的腰弯得更厉害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深。
每次我回村，他都会拉着我的手问：“有你二奎哥的消息没？他在外头好不好？有没有说上媳妇？”
我总是说，挺好的，他在外头挺好的。
三叔就会笑起来，露出几颗仅剩的黄牙，浑浊的眼睛里闪着一点微弱的光。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他点着头，反复地说着这句话。
我不知道二奎哥在外头到底好不好，可我听说，他在工厂的宿舍床头，贴着一张从过年挂历上撕下来的女明星画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他会对着那张画说一声晚安。
二奎哥走后的第三年，村里通了快递。有次我回去，看见三叔家门口放着一个纸箱子，是从深圳寄来的。
三叔颤巍巍地拆开箱子，里头是一床新棉被，一件羽绒服，还有一盒月饼。
箱子的最底下压着张纸，上头是歪歪扭扭几个字：“爹，天冷了，多穿点。”
三叔拿着那张纸，手抖得拿不住。他把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多遍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叠好，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。
“二奎买的，你看，二奎给我买的。”他拉着每个路过的人说，脸上的褶子里都是笑。
那天晚上，三叔抱着那床新棉被，睡了他这几年最踏实的一觉。
可二奎哥始终没有回来。
他在电话里说，工厂里活多，过年给三倍工资，他舍不得回来。他还说，他攒的钱越来越多了，再过两年就能够回村里盖新房子了。
三叔在电话这头点着头，说行，都行，你安排，爹等你。
挂了电话，三叔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怀里抱着那件还没舍得穿的羽绒服，外头是腊月里呼啸的北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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